北大林双林教授:分享我的留美经历

北大林双林教授简介:

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任,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77级),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同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得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美国普渡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1年暑假的一天,我接到赴美国攻读外国经济史硕士的通知,激动不已。北大经济系领导陈岱孙先生、石世奇和董文俊老师招我去二院系办公室谈话,语重心长,我当即表示要刻苦努力学成回国。1977年我考上北京大学经济系,1982年初入学。北大改变了我的一切。那时学生们学习积极性无与伦比,老师们也青春焕发,大家都想把文革中耽误的时间补回来。1981年夏初,教育部决定派遣第一批出国研究生。受蒋建平老师的鼓励,我报考了北大外国经济史出国预备研究生,并被录取。接着教育部组织大家去北京语言学院培训英语。我是上大学后才开始学英语的,尽管凭着年轻时记忆力好,应付当时的考试还行,可听说读写的能力都不行。培训一个月后考托福,考试成绩放到现在连入学都不够。按规定,自己联系上奖学金的可以1982年秋走,联系不上的在国内继续预备。我们都想早走。不久我收到威斯康星大学的入学通知和西北大学的奖学金。1982年9月23日我来到密西根湖西岸的西北大学。

初到美国,困难重重。在北大时,什么都由系里安排,上什么课,在哪里上,大家都是统一行动,自己跟着走就行了,连吃饭的饭票都是由班里的生活委员统一办理。来美国后,一切都不同了,课由自己选,住房自己找,还要买菜做饭,常常不知所措。中国学者学生联谊会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由于我当时还不会做饭,就与联谊会会长田浩老师合伙,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留美生活。开始大家不习惯国外食品的味道,觉得“盐不咸,糖不甜,醋不酸,油不香”。生活上的不习惯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使得不少人唉声叹气,后悔来了美国。比起别的中国留学生,我更多的困难在学习上。那时中国与世隔绝了30多年,而这些年里西方经济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理论上新古典学派压倒了凯恩斯学派成为主流;方法上高等数学、数理统计得到广泛应用。我念的是硕士,但西北大学的硕士必须上四门博士课程,包括宏观、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经济史或经济发展。大学的西方经济学没系统学过,高等数学不会,英语又不好,我心头上好像压着“三座大山”。西北大学实行年四学期制,考试频繁。在北大时,算是佼佼者之一,来美后一落千丈,学习上压力大极了,恨不能立即找个理由回国。

北大给予学子最特殊的是自信心。艰难之中,我想到这不是我个人与别的同学之间的差距,而是整个国家经济学教育与美国的差异,我无论如何要坚持。于是我就开始向同学和中国的访问学者们请教数学,常常熬到深夜。第二学期我选了数学系的微积分课,考试居然得了A,我兴奋极了,从此增强了信心。1984年6月,我获得了硕士学位。 同年8月,在我西北大学的导师乔那森·休斯教授的推荐下,我进入了他曾任教10年的普渡大学读博士。来美国后,我得到许多老师、同学、同事和朋友的帮助,而休斯教授是对我帮助最大的人。由于在西北大学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在普度我学业上得心应手,名列前茅。人们常说要“扬长避短”。我觉得我一直都在“补短”。大学里补英语,由短变长;来美后补数学,变短为长。1989年我来到奥马哈内布拉斯加大学,先做访问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再做副教授、教授。这些年来,分别得过管理学院最佳研究、教学、和服务奖。三项奖能全部囊获的人院里以前没有过。2000年,我获得全校杰出研究者奖。2001年又被授予Lindley 讲座教授。2003年被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聘为客座研究员。

北大赋予学子的是强烈的使命感。1994年我回到母校,为经济学院研究生及高年级大学生讲授宏观经济学。1997-1998年,我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副会长并参与组织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的中国社会保障国际研讨会,为社会保障改革献计献策。2002-2003年我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任期内学会组团考察俄罗斯的经济现状;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召开年会讨论中国入世后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组织会员去中国贫困地区讲学。特别是学会与社科院合办民营经济与中国发展国际研讨会,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出谋划策。会议策划、筹备、募捐工作进行两年多,其间因非典推延。我为此日夜奔忙。2004年夏会议终于成功召开。这次会议受到国家重视。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亲切接见参加会议的诺贝尔奖得主卢卡斯和莫里斯及社科院和留美经济学会负责人,并进行了深入交谈。会议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政协刘延东等多位副主席出席。除众多的国际著名学者外,许多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参加了会议并发言。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和人民银行周小川行长作了主题讲演。会议盛况空前。一位亚洲发展银行的朋友感慨地说,组织召开完这次大会你就报答了中国对你的培养。常言道,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祖国培育之恩岂止滴水,是报答不尽的。

每想起出国前的诺言,我心里总沉甸甸的,多少次梦回北大。陈岱孙先生在世时,我多次拜访他老人家。他从来没有直接敦促我回国,但他和我的一次谈话对我感触至深。他说,我们留美时最怕的就是中国亡国。今天我回到北大经济学院,回来不是为了安逸,不是为了荣耀,是为了踏踏实实、全心全意地工作。